杨翊是十六日傍晚回到的师大，路过东门的时候，牛小奇将一个小蛇皮袋拎给了他。
“杨老师，这是最近寄给你的信。”
杨翊接过掂了一下，份量还不轻，他是五号走的，离开十一二天了，平均每天十五封信也有一百五十封“行，我拿走了。”
拎着信回到家，杨翊把信倒出来数了数，总共有一百九十五封信，大部分都是各地英语老师寄来的。有一封是林天斗寄来的一份英文稿子，杨翊看了看时间，已经是一周前寄来的信。
不过杨翊倒也不急，因为林天斗没有催着要。
有一封是《燕京文学》那边寄来的，就是一封日常问候的信，开头跟杨翊寒暄了老长一段，之后照例问杨翊最近有没有新作。
还有一封是《中国文学》寄来的，杨宪益在信中说，下一期的《中国文学》马上就要开始印刷，《沿河而下的人》确定会出现在下一期的《中国文学》里面。
这封信比较新鲜，是三天前写的。
刚刚回来，杨翊也比较累，没有精力去看剩下的那些信，直接将信给装进了写字台的柜子里面。写字台右边的柜子，现在就专门用来存这些不太重要的书信，眼看着也快要塞不下了。
把信收好之后，杨翊坐在床沿，看着自己这套小房子，感觉心情特别放松。
虽然跟杨钊他们有血缘的羁绊，在一起的时候很开心，但是杨翊还是觉得师大工六楼这个小套间是他的家。
这段时间一直住招待所，他也有些烦了。
坐了片刻，眼看着到了吃晚饭的时间，杨翊又起身去了食堂。
路上，食堂里，杨翊碰到不少学校老师。
知道他去请假去上沪的，笑着说一声“回来啦”，不知道的，则要说一声“有些日子没碰到了”。跟这些熟人们打着招呼，杨翊越感觉师大已经是他的家了。
虽然一年多的时间并不算很长，但这可是杨翊穿越过来之后的全部时间，他到了1979年之后，就一直在师大里面待着。
之前他在上沪碰到黄蜀芹的时候，说自己去哪儿工作都行，他不是信口开河，他当时就是那么想的。不过这次回来师大，他忽然发现，自己并不能轻易地割舍这里。
等到杨翊快吃完饭的时候，洪树南端着饭盒走了过来。
“杨老师，什么时候回来的？”
杨翊笑道，“我刚回来还不到一个小时。”
“看你这精神面貌可以啊，看来上沪之行还不错。”
“嗯，确实不错。”
去一趟上沪，拐了个女朋友，那肯定不错。
洪树南笑了笑，“论文的事情如何了？准备写新的么？”
杨翊现在在外语系上学，想要毕业，理论上是需要一篇论文的，不过这个问题不大，杨翊用之前发在《中小学外语教学》上面的那篇文章做毕业论文也是可以的。
当然了，洪树南肯定希望杨翊能够再写一篇，这样事情也能办得漂亮点，以后就算有人质疑这种模式，他们也能拿出更多东西来。
杨翊点点头，“嗯，我准备写新的。”
“已经有想法了么？”
“有了。”
洪树南饶有兴趣地问道，“能说说么？”
“当然没问题。”
洪树南是杨翊的论文指导老师，理论上杨翊写的论文是要给洪树南把关的，提前把想法跟他说一下也没关系。
“苏联著名心理学家维果茨基提出过一个叫“最邻近发展区’理论，而我的研究，就是基于这个最邻近发展区理论，总结出一套“支架式’教学策略。”
“最邻近发展区理论？能具体说说么，我不是很了解。”
洪树南没听过最邻近发展区理论，杨翊并不意外，因为维果茨基的心理学研究也就是六十年代才被主流心理学家们重视起来的。
国内就算是研究心理学的人，也都未必了解维果茨基的学术研究，更别说洪树南这样的外语系教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