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皇后镇的别墅中，张纯如和崔明慧对坐饮茶，后者听闻她的来意，面色肃然：
“我前年7月去过金陵，一位金陵大学的历史学教授给了我六位幸存的采访者名单。”
“我逐个联系过，但大多数人都不愿意接受采访，他们的生活也很拮据。”
崔明慧突然有些出离愤怒：“你知道吗？日寇的战犯们很多都逃脱了审判，他们仍然住在宽敞明亮的房子里，享受着政府和军方的巨额补助。”
“而我们的同胞和受害者，却因为他们的罪行家徒四壁、郁郁而终，这是多么讽刺的一件事！”
张纯如听得揪心，当即沉声道：“明慧姐，请你给我那位教授的联系方式。”
她顿了顿，似乎思绪回到了幼时爷爷讲述的故乡。
“我要回中国。”
背景虚化，镜头缓缓推进，金陵火车站斑驳的月台上，张纯如独自伫立在盛夏的蝉鸣中。
站台上，嘈杂的方言如潮水般涌来，却在她耳中化作美丽的乡音。
那些提着竹篮叫卖雨石的老妪、扛着编织袋的民工、穿校服追逐打闹的学生，每个人都带着鲜活的生命力。
出站口的青砖墙上，“金陵”两个魏碑体大字被雨水洇出深色痕迹。
她突然停住脚步，行李箱的滚轮在石板路上卡住，就像她卡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的灵魂。
这一刻，她眼中的金陵和1937年的金陵时空交错，叫张纯如禁不住鼻尖发酸，怅然若失。
张纯如打车来到金陵大学的西苑宾馆，提前联系好的杨夏明、孙宅巍、段月萍等几位历史学者在宾馆会议室中等着她。
“姑娘，请问你找谁？”
教师王卫星诧异地看着眼前身着大低胸裙装的姑娘，从气质上看就不是普通人家的孩子。
张纯如笑得大方温婉，似乎站在这片土地上，能够给予她更多的能量：“我是张纯如，我找段月萍老师。”
她的国语不甚流利，却着实叫会议室里的几位金陵大学教授惊讶起身。
“你是张纯如？美国作家张纯如？”
他们以为写这样历史题材的作家应当是个面色肃然的中年人，怎么是这么一个明媚大方的年轻女孩？
说是金陵大学的女学生也差不离了。
几人一番寒暄，金陵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夏明沉声道：“姑娘，你为什么想写这本书？”
张纯如在来的路上就想了很多理由，但此刻面对着七八双质疑的眼睛，只目光坚定地吐气如兰：
“我是中国人的后裔，这是我的责任。”
几位教授面面相觑，都不认为还有什么怀疑的必要。
不是他们过于小心，仅就这位杨夏明教授近些年所做的研究，就已经引起了日右翼势力的注意。
张纯如极其干练，当即掏出从耶鲁大学神学图书馆带来的复印版《魏特琳日记》，这也是国内学界第一次知道它的存在。
还有她在美国国家图书馆复印的1000多页有关远东军事法庭的审判资料，都早已在国内遗失。
张纯如新闻系出身，又常年写作，对于资料的整理、收集、提炼得心应手。
她和几位教授一起分享了资料，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采访金陵大屠杀幸存者、实地查看当年的大屠杀遗址，与图片资料作比对。
以及收集和翻译内地学者掌握的资料，带回北美。
几位教授各自认领协助工作，杨夏明担任翻译，他也是后世张纯如著作的翻译学者；
王卫星带着其他人收集资料，以供张纯如查阅；
时任遇难同胞纪念馆副馆长的段月萍常年跟一些幸存者有联系，她负责去做思想工作，请她们接受采访。
张纯如在金陵的忙碌工作开始了，她的足迹踏遍了金陵每一寸曾经浸透血泪的土地。
在遇难同胞纪念馆昏暗的档案室里，她指尖摩挲着幸存者名册泛黄的纸页，将每一个被岁月模糊的名字誊写翻译成英文；
在秦淮河畔残存的民国建筑前，她举着黑白老照片比对弹痕累累的青砖墙，快门声与六十年前的枪响在时空中重迭；
在幸存者颤巍巍的讲述中，她伏案记录的钢笔突然停顿，墨水滴在“1937年12月16日”的日期上，晕开成江水中血色的涟漪；
在金陵图书馆尘封的史料堆里，她彻夜翻译内地学者的研究，台灯将她的剪影投在墙上，宛如执笔为刀的斗士。
镜头语言快速地交待着张纯如的行程和踪迹，最终定格在她下榻的金陵大学西苑宾馆。
一张和拉贝、魏特琳议定南京安全区范围时同样的地图摊开在桌面。
张纯如颤抖着嘴唇，拿红笔详细地标注着一个个数字——
“江东门，一万人。”
“燕子崖，五万人。”
“草鞋峡，五万七千人罹难。”
“煤炭巷三千人，鱼雷营九千人，中山码头——”
“一万人。”
镜头缓缓推进，张纯如颤抖的指尖死死攥着那支红笔，笔尖在纸上划出深深刻痕，仿佛要将这些数字烙进历史的血肉。
她的泪水砸在“江东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