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上洇出诡异的梅纹样，而墙上的“礼义廉耻”匾额正被刺刀劈成柴薪。
凡此种种，不忍卒睹。
魏特琳和程瑞芳拼死同鬼子拉扯抵抗，她们两人身形都高大些，魏特琳把自己的美国护照放在胸前，声泪俱下地嘶吼：
“滚！滚出去！这里是安全区！”
鬼子的暴行接近尾声，他们虽然不敢枪杀魏特琳，但临走前总要恶狠狠地甩几个耳光的。
军车轰隆隆地驶离，伴着贼寇的狞笑在风中游荡，夜幕下殊为可怖。
魏特琳跪倒在金女大礼拜堂的台阶前，十指深深抠进青石板的缝隙，指甲断裂渗出的血珠与台阶上未干的血迹交融。
镜头中，摩尔扮演的传教士魏特琳，仰头望向漆黑的“历史的天空”。
那本该是上帝俯视人间的窗口，此刻却如同被泼洒了浓墨的穹顶，连一颗星辰都不肯显现。
“主啊，这就是您允诺的慈爱吗？”
她嘶哑的质问，混着血腥气飘散在风中。
魏特琳一阵筛糠似得痛哭，十字架项链在胸前剧烈晃动。
勒出的红痕，像极了走廊里那些被吊死的女学生脖颈上的勒痕。
看着基督徒魏特琳信仰的动摇，台下的熟悉路宽的导演和演员，不免想起一年多以前，他在北美参加《拉里金现场》时的场景。
拉里金问了一个绝大多数西方人都会问的问题：中国人为什么没有信仰？
路宽答：中国人不是没有信仰，我们的信仰是我们自己的浩瀚历史。
看看眼前无助涕泗横流，嘴角溢血的传教士魏特琳，又想到中国的英勇将士们在二战的东方战场将日寇驱逐。
若有所思的观众们这才有些明悟。
这片历史的天空，从来不曾垂怜弱者，中国人也永远不会将希望寄托在虚无缥缈的鬼神上。
唯有凡人举起火把，才能照亮黑暗中的血泪之路。
魏特琳迅速收拾了心情，和程瑞芳一起组织伤员的救治，用板车将奄奄一息的学生和难民们送到鼓楼医院去抢救。
镜头切换，来到三线叙事的另一位配角拉贝，他和魏特琳会在鼓楼医院相遇。
拉贝刚刚回到小粉桥一号的别墅门口，巷子里就跑来求助的难民，声泪俱下地哭诉：“拉贝先生，我妻子被日军捉住了，请您救救他吧！”
“带路！”刚被司令部拒之门外的拉贝来不及回家，和韩湘林一起跟着难民往巷子深处跑。
等他们气喘吁吁地赶到，男子的妻子已经惨遭强健。
妇人露出青紫的皮肤，手指在墙面上抠出血痕，因为不遗余力的反抗，她右半边头皮被军刀削去，裸露的头骨在煤油灯下泛着森白的光。
丈夫绝望地大吼，摒弃了心中的恐惧和怯弱，疯狂地扑上前去，被另一个刚穿好裤子的鬼刺了个对穿，当即身亡。
拉贝看得目眦尽裂，他从进门开始甚至连一句话都还没讲，就看着两个中国人惨死在自己面前。
柏林电影宫里已经陷入了很久的死寂，随即是此起彼伏的抽泣和压抑的呜咽。
马丁·斯科塞斯的金丝眼镜滑到鼻尖，镜片上倒映着男子被刺刀钉在墙上的画面。
他无意识地去扶，却摸到自己满脸冰凉的泪水。
从金陵陷落，长江血月开始的这个插叙历史记述，给观影者带来的精神刺激太大。
可这一段，却是导演路宽不得不写、不得不拍、不得不放的。
这是真实的历史，也是继揭开日寇奸诈狡猾的本质后，对他们无底线的兽性的呈现。
两个鬼子士兵不敢对拉贝如何，互相勾肩搭背狞笑着走远。
“她好像还活着！”韩湘林发现血泊中的妇女似乎还有一口气，不等拉贝吩咐，就径直抱起赶往车边。
二人将妇女送达同处于安全区的鼓楼医院，还没等急救医生威尔逊着手施救，她就咽了气。
拉贝已经麻木了。
他行尸走肉般地跟着威尔逊去看其他难民营送来的伤员，突然发现金陵神学院的牧师马吉也在，似乎背对着他们在操作着什么。
“马吉？你在做什么？”
牧师马吉回头，直面镜头。
观众们都认出来这是邵子平联系并征集证据的的大卫·马吉的父亲，约翰·马吉。
又一位能够证实大屠杀罪行的历史人物出现了。
神情凝重的马吉牧师拿着一个16毫米的家用摄像机，正对着每个床的死者、伤者拍照：
“我要把他们记录下来，日军不允许我们拍照，就是怕他们的暴行被世界知道。”
“我们要把这里发生的事情记录下来，向外界控诉他们的残忍暴虐！”
金陵红十字会会长许传音推门而入，看见以往总是把头发梳地一丝不苟的拉贝、此刻凌乱憔悴的面容先是一愣。
随即急切道：“拉贝先生，马吉牧师，新路口有一家被鬼子杀害，两个孩子被埋在废墟下面。”
“我回来找人帮忙，你跟我去摄像留下证据吧。”
拉贝拉着马吉就往外奔：“走，坐我的车去，湘林，再叫些人！”
“是！”
新路口不是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