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朝应“共同负担”，两国各出一半的钱。
也在数日之前，H市一届一次工商界代表大会上，多位进出口私商及私营工厂主呈交提案，反映行业内大量在美国未完成业务结汇的订单及资产被冻结，一些已签订合同的业务也被强行中断。
习惯易货交易形式的私商尤显被动，出口商品在国内已大致完成采购，却因易货进口受阻出口风险增大，延迟出口装运又面临商品库存积压问题。
针对这一状况，遵照华东地区进出口业务管理要求，上海口岸发出通知，宣布暂停签发美汇区域出口许可证，并成立进口物资紧急处理行动委员会，协调商户业务申报。
为保证对外进出口贸易不落空，对外贸易管理局与海关联合，共同出面对私商再次进行特别动员，除要求其在进行易货交易时务必做到“先进后出”确保进出口物资安全，承诺给予私商系列优惠政策：
如对其批发特别外汇额度，允许其无证进口货物（需事后补证但不作罚款处理），对其通过香港进口禁运物资给予专项支持等。
虽然这些优惠政策勉强稳定了进口物资额度，但也未完全抵消因封锁、禁运带来的负面影响。考虑到相应风险及获利难度，许多中小规模或带有投机性质的私商开始退出。
另一方面，禁运不仅阻止物资运输，更直接断绝相应业务关系。不仅美商大量退出上海口岸，出于国家意识形态以及为获得美援支持的考虑，英、法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商行也先后退出内地。
一时间上海口岸上近三分之二洋商歇业，事实上削弱口岸开展进出口的业务能力，原本多由洋商经营的对资本主义国家出口商品销量大幅减少，桐油、猪鬃、茶叶、丝绸等商品所受影响最甚。
无论内地实行何种经济体制，国进民退的大方向基本明确，如果不是禁运，私商掌握的海外客户关系对当下的进出口尤为重要，大概外贸领域的国进私退的步伐已经大踏步向前。
也正因为禁运，导致商品进口的难度增加，有实力进口的私商可以获得不错的利润，且不那么合身的“爱国”帽子能往自己头上扣一顶。
既能赚钱，又能获得表扬，此时的进口贸易对私商而言大有可为。
相对而言，出口业务的行情就不是那么乐观，一是汇率对出口不那么友好，货币价值虚高，导致出口商品没有太大的价格优势，二是诸多出口业务需要洋行代理，利润被吃去一大块，价格优势进一步降低。
另外，“统购统销”的“统购”将大部分具备不错利润的出口拳头商品给统了进去，也就意味着私商的进货成本增高。
出口无利可图或微利，私商自然不感兴趣，主要精力放在进口上，但对国家而言，只进不出当然不行，不出口外汇从何而来？
于是，国营进出口公司加快蚕食利润丰厚的进口业务，限制挤压私商的进口“暴利”空间，并且，批汇时对出口业务量较大的私商给予偏向性照顾，对出口不利的私商进行“鼓励”。
几天前，冼耀文致电苏丽珍后，后续又发给她一封电报，令其注册成立今朝集团，股份实际分配为冼家0%、岑佩佩%、苏丽珍%，该集团挂在岑记商行旗下，名义上岑佩佩持股%，为第一大股东，主营业务为转口内地商品，次要业务为向内地转口商品。
前者公然开展，后者保持低调。
冼耀文非常喜欢一个词“摊派”，这个词但凡出现，就意味着出现发横财的机会。
俗话说得好，天底下没有难做的生意，难做只是因为定价不对，其他人卖000万的房子，你0万往外出，买家们一准从八里地外跪行上杆子过来交易，互相之间还会往地上撒玻璃碴，硬生生自行提高准入门槛——玻璃碴都不敢跪，有啥资格做这桩买卖。
这种买家冼耀文乐意做，也不缺乏跪玻璃碴的勇气，且他的动机不是为了一两百万的暴利，而是本着为内地进出口贸易献出微薄之力的朴素追求。
当然，捎带手面朝黄土背朝天，一点点捡拾大概撑死了一两千万的微利。
城隍庙。
苏丽珍至名为东楼阁的店铺取了昨日致电定做的请柬，又买了文房四宝，然后坐进名为乐圃阆的茶楼。
乐圃阆的老板原从事赛璐珞生产，同行多给面子过来关照生意，一来二去，这里成了赛璐珞和骨牌商茶客的定点茶楼，也成了塑胶行业信息的交换地。
就因为此，苏丽珍没有选附近更适合游客的湖心亭和桂花厅，品茗之余，或许能捡到生意。
择一隅的位子，点了茶点，将整个茶楼打量一圈，然后磨墨，在请柬上填写私商的商号和落款。
填好一条街的，墨也晾得差不多，让董初宁先去送，她接着写。
出门前，她找了饭店的大堂经理，租下了饭店的会议厅，明天下午一点举行今朝集团业务洽谈茶话会，直接一对多洽谈出口业务，这么一来效率就高了，既节约时间，也制造内卷，有人敢平价出口，就有人敢赔本赚吆喝。
出口亏本不要紧，赶紧完成“出口指标”，多做点进口生意找补。
站在今朝集团的立场，敢赔得多的商号，便会高看一眼，并投